核考古组成立后，先后与8省(福建、江西、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云南)1区(内蒙古)2市(北京、成都)的考古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收集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标准样品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考古组共收集了约40个典型名窑发掘出土的产地和地层年代明确的10000余件古陶瓷残片标本，建立了具有代表性、统计性和实用价值的6000多个样品有损分析和10000多个样品无损分析的古陶瓷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国内分析样品量和数据量最多的数据库。

　　据冯松林介绍，样本采集和建立标准样品库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样本只要考古队一手挖掘出来的，窑址地表采集和民间收藏的瓷片我们不用，我们的数据库基本上覆盖了收藏者追逐的主要窑口，现在就缺汝官窑和景德镇御窑明清部分，其余的基本都收集了。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古陶瓷数据库，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有的窑还没发掘，有的窑还不知道在哪儿。”

　　冯松林说，核考古组基于大量样品的分析数据，已经解决了多个陶瓷考古难题，例如回答了浙江越窑秘色瓷是否专门烧制的学术争论、为陕西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古瓷年代区分提供了重要判据、将湖田窑二元配方的年代提前约300年、建立唐三彩的产地溯源和真伪识别依据、元青花的识别数据等问题。

　　核考古组的研究成果目前还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只有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对古陶瓷真正认知了才能涉足社会服务，否则就是不负责、不严谨。”冯松林说，“不过，基础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对接已经开始尝试。”

　　核考古组和北京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合作筹建了两个“科学检测室”即初检点，近期就要开始探索性社会服务。很多人慕名而来做检测，经冯松林“眼学”淘汰的就有100多件，剩下200多件值得用仪器初步检测，而通过全面检测的仅5件。

　　“第一步是初检，初检目的是分辨是否有人为添加的化学成分，是否基本符合古代瓷器特征；第二步，通过初检后才能进行全面检测，在不同位置分别测胎、釉和色料4个点，对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给出分析报告；最后一关是我们和古陶瓷专家一起做综合评估，自然科学和人文相结合，包括从器型、胎质、釉色、绘画风格、文化内涵和烧制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冯松林介绍鉴定流程。

　　走经验与科学结合的道路

　　目前，民间陶瓷检测鉴定机构使用的数据库主要由《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500多个古瓷器样本和国博馆藏品的数据所组成，没有明确统一的参考标准，数据没有合理的波动范围，关键是缺乏必须的微量成分数据，同样一件艺术品，这些不同的民间科学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很可能不一样。

　　“这些民间检测鉴定机构不严谨的检测，亵渎了科学的严谨和严肃性，让藏家逐渐以为科学的检测也不靠谱，文物市场的混乱由此越演越烈。”冯松林说。

　　曾有一位景德镇高仿商自信地对冯松林说：“瓷器的化学组成我都能仿得一模一样！”冯松林解释说：“你做不了，主量成分可以仿，但微量做不了。百万分之几的含量，十万分之几的含量是难以仿制的，如果真品的某种微量元素相对来说高，现代原料比较低，那还好办，只要将微量元素逐一加进去。但反过来不行，原来比较低，现代原料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你就很难减到符合要求。”

　　在建立准数据库的研究工作中，核考古组还顺便做了仿品数据库。“艺术品拿来测试，跟仿品数据库一对上号了就是假的。从2005年开始积累仿品数据库。本来不是有意识去做，但仿品多了以后，就收集了各种仿品特征。”冯松林说。

　　与“眼学”相比，科学鉴定本来应该有巨大优势，但是目前国内几家有数据库的研究机构各自为阵，数据库标准不统一，数据库信息不共享，而且这些有科研能力的鉴定机构往往都盯着官窑名窑做重复性工作，浪费资源和人才，也很难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遏制赝品的存在。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鉴定办法也有缺陷。通过材料材质、化学成分含量、老化痕迹等来确定真伪是技术手段，至于艺术品的文化内涵则需要人文科学的专家来确定的，“没办法量化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弄，所以‘眼学’不可能被淘汰，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和科学相结合。我们国家鉴定人才培养也最好是文理兼有的专业，既有陶瓷考古的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冯松林说。

　　可否对“私生子”施行“特赦”

　　潜心研究中国文物市场多年，吴树一直呼吁的治理办法是修法建制。“要想治理好这个市场，必须从根本上下手。”吴树说。

　　《文物法》保护不了文物。据吴树介绍，当前我国急需得到保护的文物是通过“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流失的“文物私生子”。这些文物数量特别巨大，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历史久远、工艺精湛、科研价值高等特点，堪称国之瑰宝。它们的去向很明晰一部分走私出境，流失到国外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手里。剩下的则失散于民间，或鱼目混珠，掺进大量文物赝品中，在市场里非法交易，或被收藏爱好者“非法”私藏。

　　“更要命的是，这些‘文物私生子’就算被羁留境内，由于藏家和商家缺少专业常识，天天都有毁坏现象发生。”吴树建议大胆采取怀柔政策设法让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然后进行适当的保护，继续“藏宝于民”。

　　所谓的“怀柔”政策，用《文物法》起草人谢辰生先生的话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文物私生子’施行‘特赦’，允许在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

　　吴树建议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机构，指定时间段，对这些物品免费鉴定、登记造册，在依法明晰国家产权的前提下，允许收藏者在国家指定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交易或继续收藏。

　　“这种办法有如房地产产权归属一样，土地是国家所有，房屋使用权和交易权归个人。但市场放开了，就必须下大力气封堵‘文物私生子’的源头，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击‘三盗’(盗墓、打捞、盗窃)行为。现有的打击力度轻，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执法者与‘三盗’分子勾结犯案的现象屡有发生。”吴树说。

　　《拍卖法》也有问题。

　　“目前文物拍卖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拍卖企业滥用或误读《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为赝品大开绿灯，这一条必须取消，还要加大对专家虚假鉴定、卖方知假卖假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据吴树调查，目前没有几个国家有专门的《拍卖法》，拍卖行的交易行为归属相关商品法，出了问题惩治严厉。“如在美国制售假画如同制售美钞同等治罪，在韩国如果文物仿制品不标注制作人就不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