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出生的徐飞（化名）是陕西西安人，父母都是某军工单位的职工。2006年，徐飞考上西安某重点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又考上该大学材料物理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在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

 

        因在校表现突出，2012年9月，学校批准徐飞参加了该大学与台湾某大学的文化交流活动，为期4个月。2012年9月7日，徐飞乘机从西安出境抵达台湾。到台湾后，徐飞与大陆其他3名交换生同住一间宿舍，课余时间他们经常到台湾各地游玩。

  

        2012年10月初，一次课外活动中，一名自称从大陆嫁到台湾的女子主动和他搭讪，徐飞没想到，这其实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邂逅”。

据徐飞回忆，当时该女子主动找他们攀谈，询问他们是否是大陆来的学生。女子自称是四川人，五六年前嫁到台湾，说她刚来台湾时很不适应，感觉很孤独，幸好她认识了一名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的记者。           这位记者很照顾她，经常帮助她，并且对大陆文化非常感兴趣，经常要采访来自大陆的人，她希望能把这位记者介绍给他们做一次采访。交流中，该女子详细询问了徐飞学校、舍友等情况，并称约见记者时可以让其他3名舍友一起来。

        徐飞表示，到达台湾后，他非常想与当地学生多接触，除了交些朋友也想具体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但经过接触，他发现当地学生对大陆来的学生很排斥，因此当他遇见“大陆老乡”时，感觉格外亲切。

        办案人员表示，从徐飞遇见那名四川女子开始，他就已经逐渐落入台湾间谍的圈套，该女子其实是台湾间谍布置的外围人员，专门帮间谍机构寻找大陆来的学生，然后通过“大陆老乡”的关系亲近拉拢，而所谓的记者就是台湾间谍人员。

 

 

        几天后，通过四川女子的牵线，徐飞与另外3名舍友一起见到了这名记者。

 

        该男子30多岁，台湾人，名片上显示他叫翁哲毅，是海峡两岸文化促进会的研究员。翁哲毅称，他主要从事两岸文化交流方面的采访及撰稿工作，当时正在做赴台交换生在台湾生活的有关课题，希望徐飞4         人能接受他的采访。徐飞和舍友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便答应了。

        吃饭过程中，翁哲毅详细询问了徐飞及其舍友的个人、家庭情况、今后工作意向等问题。饭后，翁哲毅与徐飞4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并告知如果他们接受采访的话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从那以后，翁哲毅多次与徐飞4人见面吃饭、网上聊天，互相之间也越来越熟识。

        这次，台湾“美女”间谍盯上陕西军工单位

        2012年11月初，翁哲毅以采访需要为由获得徐飞4人的个人简历。据徐飞回忆，在与翁哲毅交流中，他多次询问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父母工作的某军工单位的详细情况，主要包括工厂的位置、生产哪些军用品等问题，当时他并没太在意这些，都如实回答了。

        2012年12月初，翁哲毅以了解大陆学术文化为由，向徐飞等4人索要一些论文。当时徐飞给对方提供了四五篇网上下载的关于泡沫水泥制备方面的论文，其他3人也都给翁哲毅发送了一些论文。第二天，翁哲毅给徐飞打电话称要看更多的论文，并从徐飞的电脑上拷走20多篇，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这次，台湾“美女”间谍盯上陕西军工单位

之后，翁哲毅还提出希望徐飞4人回大陆后，能帮他购买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书刊，把书刊扫描成电子版发送给他就行。随后，翁哲毅要了徐飞等人的账号，称以后方便付买书的钱。

 

        徐飞表示，翁哲毅和他接触期间非常体贴。他喜欢打篮球，对方就陪他打，但他明显感觉到对方平时不太打篮球。另外，他想品尝台湾小吃，对方就带他去吃各种小吃，基本上只要他喜欢的事情，对方都会陪着去。

        办案人员表示，翁哲毅的名字和身份都可能是假的，他通过“两岸文化研究员”的身份打消赴台学生的顾虑，以便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与学生持续接触、的理由。在这期间，翁哲毅还曾专门请徐飞4人到其家中做客，介绍他的弟弟给徐飞4人认识，这些行为都是掩盖其间谍身份的障眼法，都是为笼络关系。

 

        013年1月初，就在徐飞即将离开台湾前，翁哲毅单独约了徐飞吃饭，并提出让徐飞回到大陆后帮其搜集一些某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其中包括《中国公路学报》、《交通运输工程学报》、《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等公开发行的期刊，并表示只要帮其搜集这些期刊，就会付相应的报酬。徐飞答应后，翁哲毅将徐飞带到一家温泉酒店，并拿出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是“愿意为海峡两岸关系促进会服务的承诺书”，承诺书的大概内容是徐飞自愿为“促进会”搜集某大学出版的学术期刊，以及关于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建设、农林、医疗等方面的资料，搜集资料有相应报酬，并且已经收取5000元新台币用于购买设备。另外一份是保密协议，大概内容为徐飞经过培训，已经掌握资料传递的方法，并对搜集资料的事情以及传输资料的方法保密。翁哲毅要求徐飞亲手将文件的内容抄下来，并签上假名以保护自己。

        徐飞签完两份文件后，翁哲毅当场付给他5000元新台币，并给徐飞开了一间豪华客房，在客房中教给徐飞如何使用加密压缩软件、如何传输资料等问题，并称用这种方式传资料不容易被发现和拦截。之后双方约定了传输资料的时间、办法等问题。

        当日中午，翁哲毅还安排了徐飞与其上级黄某见面，黄某在了解徐飞身份信息以及得知其愿意帮忙搜集资料后便离开，并给徐飞留下1万元新台币“见面礼”。

办案人员表示，翁哲毅让徐飞签署文件、安排徐飞与其上级会面其实是要在徐飞在离开台湾之前完成参与间谍活动的手续，徐飞签署的文件可能成为其被要挟的证据，黄某给徐飞留下1万元新台币“见面礼”是为了让徐飞觉得干这个活赚钱很容易。事实上，翁哲毅要求徐飞搜集的刊物并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但他故意布置这种简单的任务，就是为了让徐飞放松警惕，迈出“第一步”，为以后逐步深入发展打下基础。

 

        在温泉酒店住宿的当晚，徐飞对翁哲毅和黄某起了疑心，感觉签订那两份协议有些不妥，便向翁哲毅表示希望将协议要回来。次日，翁哲毅又带徐飞与黄某见面，黄某安抚了徐飞，表示协议可以不上交，但仍会按协议给徐飞支付相关报酬。另外，黄某还提出让徐飞回西安后购买一张“黑手机卡”用于与翁哲毅联系。

        饭后，翁哲毅将徐飞送回学校后表示，他需要拿“承诺书”回去报账用，但将已经撕碎的“保密协议”交还给了徐飞。为了打消徐飞的顾虑，翁哲毅还指导徐飞写了一份“无合作关系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为，徐飞在台湾交流期间所签署的帮助台湾任何机构搜集有关资料的协议终止，在台湾期间与该机构无任何合作关系。翁哲毅告诉他有这份声明在身上，如果以后出了事，可以证明他没有帮任何人搜集过资料，必要时可以起到保护他的作用。随后，翁哲毅在徐飞离开台湾前，帮徐飞购买了台湾特产邮寄回西安，并又给了徐飞2万元新台币。

 

        回到西安后，徐飞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在给翁哲毅发送完一次资料后，便和对方中断了联系。但随后，国家安全机关侦查人员找到了他。

        办案人员表示，赴台的交换生是台湾间谍机构发展的重点群体之一。无论是“大陆新娘”还是“记者”，其实他们的真面目都是台湾间谍，他们之所以以这样的面孔出现，无非就是拉近与交换生的距离，让交换生从内心解除防备。表面上看，徐飞先期提供给对方的资料价值并不高，但台湾间谍机关对这些大陆交换生采取的是“放长线钓大鱼”的策反策略，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些交换生的家庭背景和就业去向，以便将来暗中培养，并以高额酬金和胁迫手段软硬兼施，要求其长期为台湾间谍人员服务。一旦这些被策反的交换生毕业后进入一些具备较高情报价值的涉密单位，获得一定的职位或者更多的知密范围，间谍人员就会提出更多或更高的要求，那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将难以估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台湾间谍开始通过网络发送钓鱼邮件、微信交友等手段，引诱、拉拢党政军以及科研院所工作人员等特殊群体，达到为其搜集、秘密传递重要资料的目的。         第二个案例

        危险的邂逅附近的“妹子”原是千里之外的台湾间谍

       
        原想在网上找个“美女”，却遇到台湾间谍，并在对方的引诱下泄露了涉密信息。

        单位附近添加“美女网友”，对方很崇拜他的工作

 
        1971年出生的周伟（化名）是陕西阎良某军工单位职工，负责一些军用装备的装配工作，案发前已经在该单位工作了20多年。

        2015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六，周伟到单位加班，中午休息时觉得无聊，便用微信搜索“附近的人”，发现附近200米左右有一名名为“羽晴”的女网友，微信头像很漂亮，周伟以为是工厂里的同事便添加了对方，并和对方聊天。羽晴称，她是厦门人，今年28岁，当时正在阎良出差做市场调研，两三天后就会回福建。

        第一次聊天期间，羽晴询问周伟的姓名、工作单位、具体岗位等信息，周伟如实回答了对方。得知周伟的工作内容后，羽晴表现得很崇拜，也很感兴趣，便进一步询问当时周伟正在做什么工作。周伟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好像非常吸引对方，出于炫耀，便告诉对方自己正在从事飞机某部件的装配工作，对方提出想看看他的工作场景，周伟便拍了一张某部件的照片发送给对方。对方表示对周伟的工作很赞许，这让他心里非常受用。

        周伟表示，羽晴自称未婚，他与羽晴联系主要是看对方照片很漂亮，想和她交个朋友，对方表现出对他工作很崇拜，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可能会成为吸引对方的筹码，便毫无防备地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工作内容。

      多次详细询问军用装备相关信息

 
       从那以后，周伟经常会和羽晴聊天，偶尔还会发一些例如“我喜欢你”、“想娶你”等暧昧的信息。

       两人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每次周伟发送暧昧信息时，羽晴均会很有技巧地敷衍，并很快将话题引向周伟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交流，周伟发现对方对其个人好像并不是太感兴趣，反而一直询问他工作方面的事情，怀疑对方像间谍人员，跟自己聊天好像有特殊的目的，于是周伟将羽晴从微信好友中删除。可过了几天，羽晴又主动添加周伟。周伟质疑对方是间谍，羽晴表示她不是间谍，她只是对周伟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聊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在羽晴的安抚下，周伟再次相信了对方，双方再次建立起了联系。

       2015年9月，周伟被临时抽调对某军用飞机进行改装工作期间，羽晴多次联系周伟并询问该飞机的数量、新老型号的区别、装备变化等信息，周伟都如实地告诉了对方。同年9月底、10月初，羽晴还询问了其他机型的数量、装配等信息，周伟也都告诉了对方。

        办案人员表示，周伟知道他的工作是涉密的，羽晴过度关注其工作内容以及频繁追问军事设备的具体信息，让周伟对羽晴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但羽晴坚持自己是做市场调研工作的，周伟在对方的诱惑下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就是与对方随便聊聊天，应该不会泄密，便逐渐放松了警惕。

        聊天中被套取信息11条，其中4条是秘密级

        2015年10月，周伟被国家安全部门控制。国家安全部门发现，周伟在与羽晴聊天过程中，共涉及军用飞机生产、装备信息11条，经相关单位进行密级鉴定，其中4条信息被确定为秘密级。

       一次不经意的网上交友，最终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周伟所在单位决定，与周伟解除劳动合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国家安全部门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周伟进行刑事拘留，周伟也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通过虚拟定位，围绕军工单位布设“附近的人”

        办案人员表示，周伟通过“附近的人”添加的女网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与他聊天的实际上是远隔千里之外的台湾间谍人员。近年来，台湾间谍通过技术手段将自己的微信、QQ号码的位置虚拟定位到我军工 科研单位、重要军事目标周边，通过微信“摇一摇”“附近的人”、网上交友征婚等方式，吸引我目标单位内部人员建立联系，利用女色诱惑，嘘寒问暖，施以小恩小惠来拉近关系，在聊天中套取我军事机密情报。

        这次，台湾“美女”间谍盯上陕西军工单位

        说起间谍，可能更多想到的都是电影中007的形象。但实际上，间谍活动无孔不入，更有被间谍策反的情报人员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人，尤其是台湾间谍借互联网威逼、利诱，策反大陆公民的情况日益增多，学生、公职人员、涉密单位职工都是他们的目标。

        日前，国家安全部门公布了4起台湾间谍组织策反陕西地区的公民为其搜集、传输情报的案例，情节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案例

        拍飞机给钱，找工作遇上间谍

       半年间多次到阎良搜集情报

       小伙在网上找工作，没想到引来台湾间谍。在间谍的引诱、拉拢下多次搜集、传输情报，最终因此接受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查。

       以“反贪部门”职工身份进行初步接触

       1990年出生的吴明（化名）是咸阳人，曾就读于西安某高校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毕业前，吴明到某军工企业实习，从事飞机机身的机械维修。毕业后，吴明曾先后做过几份工作但都不太满意。

        2014年八九月间，为了找份称心的工作，吴明在“中国航空人才网”上注册个人信息，并通过该网站向多家航空公司及航空制造企业投递简历，但大多都未得到回复。

        2014年10月18日，吴明和同学、朋友到秦岭游玩途中，其微信上收到一条验证信息，内容为“吴先生你好，你的简历已被查阅”。看到这条信息，吴明以为是他之前投递的简历有了回应，便通过了验证添加了一网名为“老张”的微信好友。

       老张称，他是某大型航空企业下属反贪部门的职工，专门秘密调查该企业内部的贪污腐败、偷窃油料等问题。两人交流中，老张详细询问了吴明的工作经历及求职意向。

       吴明告诉老张，他仍然希望进入阎良的西飞工作，因为该单位实力雄厚，离家也比较近。老张表示，如果吴明兼职帮其暗中调查该企业的贪污腐败行为的话，可以想办法帮吴明进入西飞或试飞院，这样不仅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能赚点外快。

        起初，吴明对老张要帮自己进入西飞或试飞院的事情并未太在意，直到老张“动用关系”为其打听西飞有没有招人计划时，吴明才觉得也许老张说的是真的。

        及时支付报酬让小伙“帮忙”搜集情报

        在初次与老张联系的一两天后，吴明再次收到老张的信息。老张称，为了帮吴明联系工作，他找了一个在试飞院工作的熟人，但对方表示当时试飞院没有招人计划，要等到第二年再想办法把吴明弄进试飞院。

        之后，老张提出让吴明帮忙到试飞院去一下，只要吴明拍一张试飞院门口的照片就可以付给他500元车马费，吴明觉得这样赚钱挺简单便同意了，并给老张提供了银行卡号。第二天，吴明就收到了500元，他觉得钱来得很容易，便想多要一点。于是，他提出希望租车去阎良，老张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随后又给其汇了600元。

        吴明说，当时他第一反应感觉有些奇怪，他和老张认识没多久，对方就帮他找工作，活还没干对方就爽快地付了1100元，这让他认为老张做事很大方，也很有诚信，也许以后还能从老张处赚更多的钱，因此他愿意给老张“帮忙”。

        2014年10月26日，吴明联系了其同学李军（化名，在试飞院工作，住试飞院宿舍）并于当晚住在李军宿舍，当天经过试飞院大门时，吴明用手机拍了一张试飞院大门的照片。

次日，吴明、李军与另一位同学汇合，一起到西安航空学院游玩。在此期间，两架某型战斗机从学校上空飞过，吴明快速抓拍了两张。

         回到家后，吴明先将试飞院大门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老张，老张表示赞许。随后，老张又问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最好是有飞机的照片，于是吴明又将在学校上空抓拍的两张照片发给了老张，老张称赞其“做得非常好”。

        几天后，老张又给吴明汇了350元，表示这是上次去阎良拍飞机的额外奖励。另外，老张还希望吴明能再去一次阎良，看看飞机的起降情况，如果能进入试飞院最好，回来后仍然会支付给他报酬。吴明觉得这钱容易赚，便答应了。

         自认为给间谍提供的资料不涉及国家机密

         吴明表示，老张任务布置得非常详细和具体，比如“几点几分什么飞机起飞、几点几分什么飞机降落、什么机型当天共飞了几个起落、机场内有什么异常”等问题，还让他寻找合适、隐蔽的角度进行拍摄。几次下来，吴明对老张的这些特殊要求和超乎寻常的谨慎态度起了疑心，这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随后老张又提出，如果能拍摄到军用飞机编码，一张照片奖励1000元。吴明隐隐意识到，老张很可能是一名利用自己搜集情报的间谍。

         吴明说，他当时虽然怀疑老张的真实身份，但觉得这个钱挣得比较容易，并且心存侥幸，想着自己向老张提供的照片或文字应该都不是啥涉密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危害，周围附近的人也都能随便看得到，所以才继续给他干。

        从2014年10月第一次到阎良帮老张拍照开始，在老张授意下，吴明曾先后多次到阎良进行观察、窃拍、记录。在这期间，吴明每次按照对方要求完成拍照、观察、记录、报送等任务后，老张均会在当日或次日支付报酬，每次300元到800元不等，吴明共收取老张报酬6950元。

        办案人员说，为了稳住吴明，老张还大打感情牌。有时候给吴明发点过节费、额外奖励，到后来以“正式员工”、“保底工资”等来拉拢吴明，当听说吴明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后，还多给他了几百元让他给父亲购买补品。老张的腐蚀拉拢，让吴明感动不已。

       2014年12月，老张给吴明发了一张阎良地区的卫星地图，要求吴明在地图上标出试飞院的位置，尽管吴明看不懂卫星地图，但他还是手绘了一张试飞院的地图发给老张。

       2015年4月，国家安全部门已经通过相关线索掌握到吴明曾多次到阎良试飞院附近活动，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进行了取证。2015年5月4日，国家安全部门将吴明控制审查。

办案人员表示，他们向吴明亮明身份的时候，吴明很清楚自己的问题。他表示，知道总有一天国家安全部门会找上他，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军事观测类的间谍活动危害重大

       经过相关部门鉴定，台湾间谍人员可以根据吴明提供给老张的照片资料了解我军新型武器的研制过程，或掌握军方特定类型航空武器的装备数量和规模，降低新型武器的威慑力，危害非常大。

       办案人员表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我军事活动的间谍案件。在这一类案件中，台湾间谍人员以小恩小惠引诱一些居住于我军工企业、部队营区附近的群众，采取定期观察、记录、拍照的方式，为他们 搜集装备测试、部队调动等动态性情报，这类情报看似涉密程度不高，但如果形成一定规模的情报网络，再通过不同情报源的交叉印证，可以即时地分析掌握我军事斗争准备动态、最新武器装备的研制进展等 情况，会给我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

        按照我国《反间谍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以及代理人任务的行为属于间谍罪。国家安全机关告诫那些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人，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案危险的兼职为境外窃取、提供国家机密获刑10年

他原本是国家公务员，却在金钱的诱惑下为境外间谍组织提供国家秘密，从一名公务员沦落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并为此付出了10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网上求职，找到兼职“搜集资料”的工作

        1962年出生的李军（化名）是一名知识分子，曾教过书，后调入陕南某县党政机关工作，他还是陕西省作协会员，经常写一些诗或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

        李军说，他自从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后，逐渐结识社会上的一些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打牌，很快便输光了约10万元积蓄以及向朋友借的几万元，再加上那段时间他按揭买了一套房，使得经济更加紧张。为增加收入，他便想找一份兼职。

        2011年上半年，李军在一些地方人才网站上发布了求职简历，他在简历中公布了自己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省作协会员等信息。

李军说，他在网上发布简历主要是想找一份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兼职，有一些学校邀请他去任教都被他拒绝了，直至收到那两封影响他一生的邮件。

       2012年5月28日，就在李军觉得找兼职工作已经无望时，他收到了一份“搜集资料”的兼职工作的邀请。同年7月3日，他又收到一份类似的工作邀请。由于当时正缺钱，同时兼职“搜集资料”简单又不影响工作，对方还承诺会给不错的报酬，李军便同意了两家“搜集资料”的工作邀请。

        从要求搜集内参逐步升级到搜集机密文件

        李军说，他先后收到两封邮件，都让他帮忙“搜集资料”并付给一定的报酬，对方均要求搜集各种内参、政府内部文件或公文等，他在工作中有时候会见到这样的文件，当时想，给对方发几份文件就能赚钱挺不错的。从那以后，他一直通过邮件与对方两人联系。

        根据李军与两人的邮件来往记录显示，2012年5月28日，他收到自称叫王一扬的人的邮件。王一扬称，他是澳大利亚一所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员工，希望能找人协助搜集各种内参、政府部门内部文件或公文。他通过博客（李军博客中提及自己是公务员以及省作协会员的身份）发现李军可以胜任，并愿意提供较高的酬劳。李军回复称，愿意帮忙，但希望能有一定的收入。

         2012年7月3日，李军又收到一封自称“张志坤”的人的邮件。其要求与上一封邮件差不多，并提出长期合作可以支付固定薪资，李军也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同年7月底，李军将几份内参拍照后分别发送给王一扬和张志坤。收到资料后，王一扬表示李军发送的内参他手中已经有了，但鉴于李军的合作诚意，给其付了2000元人民币。张志坤同样表示，这些内参没有价值，但也给李军付了1000元。

        李军说，他收到钱后曾犹豫干这事是否有风险，但最终觉得这样来钱容易，收入也挺可观，并且内参又不是什么重要机密，便将收到的钱用于消费。

        第一次发送资料以后，李军与王一扬、张志坤又多次通过邮件联系，王、张均表示，如果李军能搜集到机密级文件，收到的报酬会更高。这时，尝到甜头的李军已经沉溺于发财梦中，并开始留意搜集能让对方满意的“资料”。

        办案人员表示，无论李军第一次给间谍传送的资料是否有价值，对方都会给他付钱，这是台湾间谍的一贯做法，主要是为让李军觉得对方很有诚意，同时陷入赚钱容易的圈套，以便以后提出更高要求。

        将3项机密级、1项秘密级国家秘密提供给间谍

        李军称，第一次发送“资料”后，王一扬、张志坤又提出使用压缩软件对文件进行压缩、切割、加密后再传送，另外在传送文件时，不要使用“重要信息”等字眼。两人教授的方法有些类似，并且均表示“这是为了安全考虑”。

        李军说，当王、张两人提出搜集机密文件并加密传送时，他已经开始怀疑对方是境外的间谍人员，但在金钱诱惑下，他选择继续帮两人收集“资料”。

        2012年8月8日，李军在工作期间发现，与其在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的办公桌上有几份密级文件，他想到王一扬、张志坤均表示让他搜集这类文件，便趁下班后办公室没人的机会，将这些文件拍了下来。因密级文件数量不多，李军又拍摄了100多张各种内参的照片，以“学习资料”的名义发送给了王一扬。

        王一扬收到文件后表示，准备与李军建立固定合作关系并给予固定酬劳，李军同意了。之后，王一扬给李军发送了一份“亚太研究中心个人简历”，并称填完简历，李军就是他们的正式“员工”了。

        就在李军欣喜于能拿固定酬劳时，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发现他向间谍组织提供情报的问题。

        2012年9月10日，王一扬因收到密级文件再次给李军付了2000元，而这时李军已经被国家安全部门控制。

        经过相关部门鉴定，李军给间谍组织提供的情报中包含3项机密级国家秘密、1项秘密级国家秘密，危害重大。

        2013年，法院以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李军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没收涉案相机以及5000元赃款。目前，李军仍在服刑中。

       办案人员表示，间谍人员以固定酬劳引诱李军填写简历，一旦他填写了简历，就等于完成参与间谍活动的手续，如果有一天李军不想为对方搜集情报了，这份简历很可能成为间谍人员对其要挟的手段。                 互联网成为台湾间谍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办案人员表示，王一扬和张志坤就是台湾间谍机构负责搜集情报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网上通过邮件勾连，打着政策咨询、学术研究和兼职招聘的名义，来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内部参考、红头文件和带密级的文件资料，这是间谍人员惯用的手法。

       近日，华商报记者在监狱中见到了李军。

      李军说，服刑这些年他一直反思与间谍接触的各种情节，他在金钱的诱惑下，在已经怀疑对方间谍身份的前提下，仍抱有侥幸心理给对方提供情报，最终铸成大错。他希望目前与间谍人员有联系的人员，一定要悬崖勒马，中断与间谍人员的联系，以免给国家造成损失，同时也不要让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给家人造成困扰。

        国家安全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台湾间谍针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从未终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主要方式是台湾方面派间谍到大陆从事间谍活动，但经过长期打击后，逐渐开始怂恿大陆居民为其从事间谍活动。近年来，大陆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通过互联网拉拢大陆居民从事间谍活动、传输资料成为台湾间谍的重要手段。例如，间谍通过网络求职简历发现特殊群体，通过技术手段添加在涉密单位附近的好友加以利用，并以支付蝇头小利为诱惑，唆使对方为间谍机构搜集情报。